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兴起，人们开始尝试对纯科学与应用科学进行区分。自然科学家不再可能涉足包罗万象的探索领域，而不得不专注于某一专业分支。例如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能够撰写生物学和物理学等跨学科著作，而到了19世纪，哲学家兼科学家恩斯特·马赫却只能专注于物理学，尤其是力学领域。
这种趋势促使人们开始寻求并传播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异。
然而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“纯科学家”对实际应用表现出浓厚兴趣。历史学家小林恩·怀特(Lynn White Jr.)在1966年出版的《伽利略再评价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在伽利略的早期生涯中——至少到他利用望远镜获得重大发现的1609年——他的周围及他的兴趣主要是技术方面的。” 即使是伽利略这样的人物，也热衷于解决实际问题。就在他逝世前不久，他还提出了一种（虽不尽人意）在海上测量经度的方法，并参与了荷兰国会的科研征文竞赛。
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：
进入20世纪，许多伟大的纯科学家依然对应用科学保持兴趣。
“核物理学之父”卢瑟福在其早期生涯中设计了一台测量振动的仪器，并期望从中获得至少50镑的酬金。
固氮方法的发明者弗里茨·哈伯在技术方面取得了多项成就。
甚至被视为抽象和非实用典型代表的爱因斯坦，也曾考虑为一个冷冻机申请专利。
技术对科学的反哺：不容忽视的力量
正如纯科学拥有推动者一样，应用科学也有其坚定的支持者。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亨德里克·韦德·波德(Hendrik Wade Bode)主张：「与技术受惠于科学相比，科学更多地受惠于技术……」 他列举了技术对科学的先导作用：
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依赖于早已存在的发达的眼镜片制造业。
作为经验事实的磁极，早在18、19世纪物理学家开始研究这一现象之前的许多世纪，就已经被用于航海家的罗盘。
瓦特蒸汽机的发明，并没有借助后来的卡诺循环或焦耳定律。
🌿 统一的呼唤：避免极端的危险
1921年，英国物理学家N．坎贝尔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：
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上的根和分枝；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，如果不给双方带来很大的破坏，就不能将其分开。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。
他进一步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偏差：
几年以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限定在实验室的象牙塔内，以至于他们的学生也脱离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，对工业视而不见，成为贫血儿。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；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，而大学，作为所有学科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的。
坎贝尔最后总结道，只有当科学既被普遍认识为一个满足知识需求的源泉，又作为一个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时，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得以避免。
参考：
- 莫里斯·戈兰《科学与反科学》，王德禄、王鲁平等译，北京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1988
